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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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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匈奴大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以前,匈奴人知道织布、铸铁、造车,却不知道文字如何书写(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比较而言,中国虽然是一群关心近事甚于远事的定居者,却是文字的早熟国家之一,三千多单字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定型,足以让先民们对人情与事情的琢磨日渐其深。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书同文”
,使表意的汉文字贯通众多方言区,建构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符号网络,为后来一次次维系国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条件。
不仅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欧洲也没有这个文字稳定而统一的条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
文字随语音而变,也就太容易变,可能有利于追新,却不一定利于温故和袭旧,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借助外文的中转,从穆斯林的大量译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腊——很多欧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腊。
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罗马大帝国崩溃,拉丁文随之分崩离析,新一代文字随方言四处哗变再也难以融合,文字壁垒后面的体制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
文字大家族之内虽然还有亲缘关系,但彼此差异已僵固下来,甚至成为当代欧共体统一的重要障碍。
是文字促成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还是造纸术促成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发达?这一问题不易确解。
但不管如何,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的造纸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文字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使文字不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也不再成为他们气喘吁吁的艰辛之物——想想看,当时臣子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奏章,所用竹简竟要用两个人才能抬进宫去!
再想想看,在造纸术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那里的文字常常记录在笨重的羊皮书上,一部哲学或一本圣经的传抄,得耗费成车的羊皮,也得让奴仆们肩挑背扛:如此昂贵的文字,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下层平民来说,是何等的稀罕和遥远。
“蔡侯纸”
代表的群体性发明过程,最晚也始于汉初,有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纸为证。
这带来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国理性认知的一次大规模突飞猛进。
文风大盛,文运大兴,连乡村中也学馆遍地,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冒出来,形成了强大的“士族”
,取武士和贵族而代之,成为了社会中新的强势阶层。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连锁效应,是官办“太学博士”
的出现,开辟了读书人进入政权的通道,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察举制,但已确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现出科举制的雏形。
知识的新领域一个个也在被开拓:医学(张仲景等)、天文学(张衡等)、文字学(许慎等)、自然哲学(王充等)、史学(司马迁、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种方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完全重写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
连文学也成了一件求真务实的工作,司马相如和杨雄的汉赋,取材广博,“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写山川草木之状,极铺陈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浓厚兴趣,如同一部部文学化的百科全典。
汉语思维的成年期已经到来,反过来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极大提高了汉语的抽象化程度。
隶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文经学那里流行的“今文”
,是一种方方正正、结构有序、笔划简便的字体,已经大幅度蜕去了甲骨文和篆书的原始象形痕迹。
各种理论也不再是政治经验和道德经验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现出前理论的初始样式,比如孔子的语录体、庄子的寓言体以及《易》的象数体,而走向了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则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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