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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从人们的眼光里，看出了对大川的一份另眼相看，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
很自然，他的一切观念也必是大川的传声筒，包括从武术教学中分析出国粹主义遗毒，从拒交作业一事分析出独立自由精神，从一次AA制吃饭分析出现代商业道德对于人性解放的伟大意义，还有对门第意识的大加辩护——虽然自己毫无门第可言，只是一个保姆的儿子，既没有大川那位读过燕京大学又出任过共产党高官的父亲，又没有大川亲戚中那一堆将军、教授、大夫、外交官。
大川是一个想大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牵涉到大形势和大意义，都能说出“一方面”
和“另一方面”
的理论体系，都值得整理到某本历史大事记里去，因此更让小川觉得不同凡响。
他跟着大川生活在历史大事记里，生活在未来亿万人们可能的关注和敬意里，肩负着历史责任地吃饭，洗澡，上厕所，丢钥匙、拍蚊子，还参入过一次学潮，那是我后面还要讲到的事情。
在这一切不平凡的事件过程中，小川有过无数的观念，却从无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只不过是把观念当作了平头、墨镜、军呢裤以及老头鞋之类的东西，一切向大川看齐，包括看重门第的前卫观念也来自一种模仿，模仿他比较高看的某种社会身份和生活姿态——即便一位保姆的儿子如此学舌让人奇怪。
这当然使观念的起源真相更加奇诡难测：观念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吗？观念是利益追求的产物吗？很多前人就是这样认定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原则，相信屁股指挥大脑，利益决定观念。
“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就是这一原则的中国化解释。
这样说并没有说错。
只是这样说需要一个理想条件，一个预设的假定：观念产生于理性思维过程，而每个人都是“利益理性人”
，在一个社会共约的利益标尺之下，能清醒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小川的各种观念与理性无关，与利益无关，或者说模仿强者就是他全部的理性和利益所在——哪怕他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当不了强者。
类似的情形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男权至上的时候，很多女人也可能瞧不起女人；重农轻商的时候，很多商人也可能瞧不起商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候，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可能真心实意地自惭形秽，我在前面的《忏悔》中写到某位小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反革命罪犯的家属，对一切黑五类家庭的学生更多歧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大张旗鼓，比工农出身的一些同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可能有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但某些主动表现完全超出了必要限度，只能说明她似乎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跟上社会的主流，分享主流腔调那里的安全和荣耀。
在这里，他们的意识观念完全不能用他们的利益理性来给予解释，无异于黄瓜藤上结出了南瓜，什么阶级（或者其它群体）偏偏不说什么话。
观念并不等于行动，不等于胜券在握的行动，不会立即对利益造成实际的增减。
如果每个人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会成，当然就不得不仔细掂量言出行随的后果，也就不得不更多理性计较。
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行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造社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观念只是说说而已，怎么说都不会使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更差。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不入时的话？为什么要像一个卑贱者或倒霉蛋那样说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更像一个电视、报纸、广告一类传媒中的上流人物不是更好？操一口上流腔调不是更容易搏取听者的另眼相看因而有利无弊？于是，观念逃出了利益的制约，或者说与体面、认同感、安全感等更广义的利益发生联系。
服装、家具、建筑等方面的“高位模仿”
现象，同样显现在观念生产的流程中：弱者不会自动确立弱者立场，恰恰相反，倒会在有些时候甚至更多时候，循着一种心绪复杂的向上眺望，努力复制出强者的立场和社会主流的立场。
胜利的威仪、震耳的欢呼、炫目的财富、高超的技术、美人的倩影、浪漫而奢华的享乐……一切存在于社会上层的触目具象，组成了五彩之梦，潜入人们含混暧昧的大脑皮层，常常于不经意中指引了思考和言说的方向，使之完全脱离利益理性的引力。
在这里，观念是逻辑的产物，更是想象的产物。
文字里隐藏的具象，一再助产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意在寻求自我优越的身份梦游。
马克思所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藉此才可能扩张到被统治阶级那里，最终扩张为全社会“统治的思想”
（见《共产党宣言》）。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政治领导权”
，藉此才可能扩张成为统治者手里的“文化领导权”
（见《狱中笔记》），让很多弱小者在大众性的身份梦游中放弃思考与抗争——他们命运未变口吻变，对豪强人物的观念揣度往往惊人的准确，模仿出来轻而易举而且惟妙惟肖，有时甚至不惜来一点变本加厉，让自己虚妄的身份满足感更加其乐融融，当然也让豪强人物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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