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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在统计学上可以度量的后果，而后者则适用于人们对自己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
许多德国人感知到了诸如社会阶层划分、收入分配和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转变，但却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是国家主导的文化和宣传说服人们接受这些虚构的转变。
在他们的摩尼教世界观中，纳粹领导人制造了这样一个主观社会。
一面是被历史学家彼得·雷切尔（PeterReichel）称为“第三帝国的美丽外表”
的美丽愿景；另一面则灌输种族主义和仇恨，其中尤以杰弗里·赫夫（JeffreyHerf）在他的纳粹宣传研究中所称的“犹太敌人”
最为突出。
有时，这两面并存，比如这部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影片《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DerFrührersketde），在1944年9月被暂时美化后投入拍摄。
但电影杀青后不久，担任导演的犹太人库尔特·格伦（KurtGerron）就被“疏散”
到奥斯维辛，一到那里就被用毒气杀死了。
由于纳粹领导人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这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有时是残酷的）权力竞争。
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具有艺术潜质，比如希特勒是画家兼建筑师，海德里希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是小提琴家，史特莱谢尔（Streicher）和罗森伯格是画家，冯·希拉赫是位诗人。
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一信念帮助他们把意识形态战争和种族灭绝合理化。
文化和迫害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盗窃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文化财产是通往奥斯维辛的扭曲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征用这些财产使受害者陷入非人境遇，正如犹太社区发生的那一幕，他们被迫陷入赤贫，营养不良，经常生病，逐渐接近通往奥斯维辛的征途。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乔治·斯坦纳就曾说过：“艺术、学术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学术分支在与大屠杀和灭绝营相近的时间和空间里蓬勃发展。”
为什么人文主义传统和行为模式在面对政治兽行时，是如此脆弱？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障碍，在人文文化中感知到专制统治和残酷的**是更现实的。
作为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在高度重视建筑和艺术的领导人的统治下，陷入了野蛮状态。
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画面：汉斯·克拉萨（HansKrasa）的儿童歌剧《布鲁尼德巴》（Brunidbar）正在特莱西恩城上演，作曲家和大部分演员在1944年9月的一场演出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杀害，还有在奥斯维辛门口演奏巴赫和贝多芬作品的管弦乐队。
在二战早期以维也纳为背景的电影《第三个人》（TheThirdMan）中，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饰演的角色观察到，“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爱，他们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而这又产生了什么？布谷鸟钟”
。
这当然不是纳粹德国的情况。
关键是，虽然纳粹限制文化，并试图扼杀创造力，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削弱第三帝国时期文化的重要性。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纳粹德国的文化史精彩纷呈，包括举足轻重、才华横溢的个人。
他们在魏玛文艺复兴之后出现，涉及切中人类存在核心的主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战后德国艺术家探索了文化和野蛮的联系，包括汉娜·霍奇（HannahH?ch）、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乔治·巴塞利兹（GeBaselitz）、安瑟姆·基弗（AnselmKiefer）和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Richter）。
正如彼得·沃森（PeterWatson）在他近千页的巨著《德国天才》（TheGermanGenius）结尾处所言：“德国的困境并不容易……”
[1] 浮士德交易是一种心理障碍，其主要内容是：一个人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的盲目崇拜过于强烈，从而使他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
这种症状，会使他永远沉浸在理念与结果的落差中，从而使他进行着贬低他人的行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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