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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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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蒂伯（MatthewStibbe）
自1945年以来，历史学家通常试图从魏玛共和国固有的结构性弱点，或从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殊独裁倾向来解释纳粹的崛起——这种独裁倾向可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
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要么缺乏必要的宪法制约和有责任担当的治国方略，来抵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威胁；要么就是受到了1918年以前保守派精英代表的破坏，后者继续主导着军队、司法和行政部门等关键机构，并决心寻找替代议会统治的反民主方案。
1914年至1918年四年多的战争，随之而来的1919年苛刻的和平解决方案，20世纪20年代初的极度通货膨胀以及20年代末对美国贷款的过度依赖又摧毁了国民经济，使魏玛共和国特别容易受到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影响。
总之，魏玛共和国的“失败”
导致了纳粹的成功。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纳粹的崛起及其在1933年以后的日益成功和广受拥护，是不能仅仅从参照国家发展层面来界定和解释的历史话题。
在地区层面，早期纳粹运动及其代表“真实”
德国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主导巴伐利亚的形势所构建的。
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反共和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在1919年至1923年间都在争夺霸权地位。
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传达出来的核心信息，例如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人阴谋论的信念，是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9年柏林、慕尼黑、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掀起的左翼起义取得的暂时军事胜利的普遍回应的一部分。
在德国内政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常常被定性为军国主义极端主义运动、基于种族主义拒绝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同胞、对魏玛“体制”
毫不妥协的敌意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暴力拒绝。
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各节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问题所在，但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场运动首先成功地引导了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情绪和文化焦虑，以及它对现有社会和性别秩序构成的诸多挑战，其次它成功地将这些焦虑转变为德国和整个欧洲新激进民族主义的愿景。
战后巴伐利亚的激进右翼与早期纳粹党
纳粹党，最初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又被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记者卡尔·哈雷尔（KarlHarrer）和铁路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AntonDrexler）于1919年1月在慕尼黑创建，后者在战争期间曾参与了短命的右翼祖国党（FatherlandParty）活动。
哈雷尔和德雷克斯勒都认为，德国工人党可以成为使工人远离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
他们还与慕尼黑政治边缘的其他各种更阴暗的种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包括神秘主义者的极北之地（ThuleSociety）、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移民团体组成的奥夫鲍集团（Aufbau）以及激进的反犹德意志骑士团（Germanenorden）。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出生的德国战争老兵，据说是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情报处（BavarianReichswehr）的雇员。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本来是被上司卡尔·梅尔（KarlMayr）派去刺探情报的，结果1919年9月加入了这个政党。
巴伐利亚帝国军队富有同情心的军官们确实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初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负责培训其准军事部门——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的重要力量。
尽管主要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早期纳粹也得到了来自各独立武装民兵组织、民防协会以及1919年以后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各地仍致力于打击军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
最极端的是弗朗兹·里特尔·冯·埃普的追随者。
弗朗兹是一位授勋的陆军上校，也是自由军团（FreikorpsEpp）的指挥官。
埃普自由军团是一支志愿旅，曾于1919年5月在哥达附近的奥尔德鲁夫基地充当先锋，对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了残酷镇压。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后来的成员（和领导人）也加入了非正规的军事组织，于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东部边界上，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上西里西亚，对波兰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敌人”
作战。
与此同时，希特勒、德雷克斯勒（Drexler）和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Feder）一起，于1920年2月参与制订了该党的第一个方案，即所谓的“二十五点”
（T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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