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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而是被内部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出卖的（这两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
暗箭伤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1918年令人震惊的溃败的传说，它为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希特勒和他的新国家社会主义党正是抓住了这一思想——德国可以再次强大，但只有通过清除内部的敌人——首先是犹太人才能实现。
救赎需要残酷的社会手术，希特勒承诺要实施这一手术。
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
诚然，反犹太主义并非德国独有，但正是在那里，一位致力于激进救赎这一形式的领袖上台，并立即着手实施他的意识形态。
同样，元首及他的政党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决定发布政策，针对其他被感知的生物威胁和“社会局外人”
，尤其是残疾人和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者、游手好闲的人、惯犯和其他所谓的“不合群者”
。
但正如彼得·隆格里希（PeterLongerich）令人折服的论说：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自然也即纳粹整个政体的虚构中，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在种族社区的整合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将其与其根本的异族——犹太人区分开来。
当局痴迷于“解决犹太人问题”
，尽管那里只有50万犹太德国公民。
而且当局在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种族的救赎与犹太人遭受的不幸之间建立的联系，成为德国公众再教育及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的基本组成部分。
1933年，德国可能只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一样，甚至更少地具有反犹太倾向。
但到了战争爆发前，尤其是德国的年轻人，受到了密集的反犹太主义灌输，并多次观看公开羞辱和排斥犹太同胞的行为。
可以说，这一过程训导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可有可无的、邪恶的存在，犹太人需要——而且谢天谢地——已经正在被从他们当中清除出去。
然而，当这些年轻男子和为数不少的妇女行进到东欧时，他们惊恐地发现，还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其中许多人比他们在德国所认识的任何犹太人都更像反犹主义描绘的正统犹太人的刻板形象。
战前的纳粹德国对其犹太公民进行了持续的攻击，导致他们的贫困、边缘化和移民。
1935年的《纽伦堡法》使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并限制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被定义为非犹太人，因为纳粹永远找不到“科学地”
确定谁是犹太人谁是雅利安人的方法）之间的接触。
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将大量财富从犹太人那里转移到德国人手中。
在1938年11月克里斯塔纳克大屠杀（Kristallna）之后，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很少，但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的压力却大大增加。
在两天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犹太企业被洗劫和摧毁，近百名犹太人被屠杀，数万人被关进集中营。
到1939年9月，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中老年人和女性占比失调。
但是许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后来被挺进东欧、苏联的德国军队俘虏，最后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政策表明，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构想出实施种族灭绝的实际计划，但相当热衷于建立一个无犹太人帝国。
但他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在德意志帝国东部广阔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帝国，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被视为劣等或危险的群体：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不能被视为种族灭绝，但它的内在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屠杀性，因为它的目标只能通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无情、暴力地转移人口来实现。
战争的爆发很快使德国面临一个自食其果的困境，对此，它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
入侵波兰是以一个概念为前提的，这个概念在两年后被更清楚地表述为“歼灭战”
（Vernigskrieg）。
据报道，在1939年9月1日发动袭击前夕，希特勒召集他的军事首脑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敦促他们对波兰人采取极端无情的行动，并补充说：“今天谁还在谈论亚美尼亚人被歼灭了呢？”
提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Empir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很可能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于因罪行而将受到惩罚的恐惧，这一说法从几个方面说明了问题。
虽然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曾有过起诉那些相关责任人的讨论，但无论是新的土耳其当局还是预期处理此类案件的国际机构，最终都没有惩罚任何人。
对希特勒及其同僚来说，这显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犯下罪行的人可能会逍遥法外，如果他们取得胜利，情况就更有利——这是希特勒想要的唯一选择。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也首次唤起人们认识到动员国际社会反对国家支持的大规模屠杀的必要性，并展开了一场对危害人类罪的新的讨论，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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