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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摄影和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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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F.克鲁（DavidF.Crew）
考察第三帝国时期摄影和电影图像的制作和消费是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纳粹在1933年之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改变德国人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
虽然这项重塑大众观念和主观性的计划使用了文字、语言以及音乐，但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图像，特别是摄影和电影图像。
第二，纳粹权力崛起期恰逢摄影和电影作为德国大众文化和社会实践实现重大突破的时期。
1933年至1945年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拍照片，更多的人会花钱购买带有插图的杂志或去电影院观看电影。
这种前所未有、无孔不入的可视化流行文化，在构建与纳粹价值观相一致（或者可能相冲突）的新的世界观方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把这一章当作对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在开展他日常生活中各种活动时，所能接触到的照片和电影图像的探索。
我的目标不仅是要从图像本身的角度来看待摄影和电影，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大众社会和文化实践，是第三帝国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
为了使这场讨论可控，我把重点放在了柏林（当时德国的媒体之都）和纳粹第三帝国的一系列重要的“样本”
年上：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8年，克里斯塔纳赫特（Kristallnacht）之年（“水晶之夜”
），全国范围内发生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大屠杀，奥地利和苏台德被吞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野蛮入侵并占领波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并逐步实施反犹大屠杀。
1945年，战争主战场终于回到德国，空中作战对德国的城市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德国军队出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高伤亡率。
虽然我会设法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可能开展摄影和电影工作的所有不同地点，但我还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三个最重要的大众实践上——阅读插图杂志、观看电影和拍摄私人照片。
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版的“地址簿”
中选取了真正住在柏林的德国人的名字。
然后我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但完全有可能的视觉旅程，这些人可能是在某个具有代表性的日子或星期，离开公寓，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去上班或开展一些休闲活动。
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柏林的地址簿上将17人列为柏林米特区（Mitte）乔塞大街4号的“户主”
。
这条街是腓特烈大街向北延伸的街道，经过一个主要火车站然后向南穿过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
火车站向北几个街区，腓特烈大街与奥拉宁堡大街相交，这里有一座在城中显得尤为雄伟的犹太教堂。
犹太教堂附近的居民区大多是犹太人。
东边更远处是一个名为谢恩维尔特尔（Sviertel）的居民区，居住着许多来自东欧和前俄罗斯帝国的犹太移民。
然后，乔塞大街4号就在离这个犹太世界不远的东面。
在19世纪，柏林这一地区的社会形象是由波尔西格机车厂（BLootiveWorks）塑造的，该公司是柏林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19世纪末，该公司进一步向北扩展到泰格尔（Tegel）。
到了1930年，波尔西格濒临破产，其机车业务只能依靠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的收购得以维持。
1933年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17个户主中，只有两个人在1941年被找到：格罗斯（G.Gro?e）是一名银行职员，而克拉特（K.Klatt）是一名邮递员。
所有其他的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从机械师、记账员到卡车司机和女裁缝，他们要么搬走，要么去世，要么被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线中的某条战线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1933年3月12日这天，即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们跟随着银行职员和邮递员的脚步，离开乔塞大街4号的公寓、走在上班的路上。
他们第一次见到照片可能是在当地许多居民区的报刊亭里，报刊亭里卖着几十种不同类型的日报和周报，包括最重要的插图报纸。
在20世纪20年代，看插图报纸和杂志的德国人可能比看电影的人还要多。
卡尔·克里斯蒂安·弗勒（KarlFührer）指出，比如1934年，《柏林画报》（BerlirierteZeitung）的发行量为945472份，我们可以假定还有数十万德国人阅读此画报及其他杂志，但并没有实际购买，因为阅读圈（Lesezirkeln）提供出租服务。
弗勒发现，到1938年，大约有100万德国人订阅了这样的阅读圈。
1933年的柏林通讯簿列出了9个这样的阅读圈，包括创建于1880年的法伦霍尔兹阅读圈（LesezirkelFahrenholz），这个阅读圈在大都市有两个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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